顯學第五十

  世之顯學,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,孔丘也。墨之所至,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,有子張之儒,有子思之儒,有顏氏之儒,有孟氏之儒,有漆雕氏之儒,有仲良氏之儒,有孫氏之儒,有樂正樂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,有相里氏之墨,有相夫氏之墨,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,儒分為八,墨離為三,取舍相反不同,而皆自謂真孔、墨,孔、墨不可復生,將誰使定世之學乎?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,而取舍不同,皆自謂真堯、舜,堯、舜不復生,將誰使定儒、墨之誠乎?殷、周七百余歲,虞、夏二千余歲,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;今乃欲審堯、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,意者其不可必乎!無參驗而必之者,愚也;弗能必而據之者,誣也。故明據先王,必定堯、舜者,非愚則誣也。愚誣之學,雜反之行,明主弗受也。

  墨者之葬也,冬日冬服,夏日夏服,桐棺三寸,服喪三月,世以為儉而禮之。儒者破家而葬,服喪三年,大毀扶杖,世主以為孝而禮之。夫是墨子之儉,將非孔子之侈也;是孔子之孝,將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、戾、侈、儉俱在儒、墨,而上兼禮之。漆雕之議,不色撓,不目逃,行曲則違于臧獲,行直則怒于諸侯,世主以為廉而禮之。宋榮子之議,設不斗爭,取不隨仇,不羞囹圄,見侮不辱,世主以為寬而禮之。夫是漆雕之廉,將非宋榮之恕也;是宋榮之寬,將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寬、廉、恕、暴俱在二子,人主兼而禮之。自愚誣之學、雜反之辭爭,而人主俱聽之,故海內之士,言無定術,行無常議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,寒暑不兼時而至,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。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,安得無亂乎?聽行如此,其于治人又必然矣。

 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,多曰:“與貧窮地以實無資。”今夫與人相善也,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,非力則儉也。與人相善也,無饑饉、疾疚、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,非侈則墮也。侈而墮者貧,而力而儉者富。今上征斂于富人以布施于貧家,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,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,不可得也。

  今有人于此,義不入危城,不處軍旅,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,世主必從而禮之,貴其智而高其行,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,設爵祿,所以易民死命也。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,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,不可得也。藏書策,習談論,聚徒役,服文學而議說,世主必從而禮之,曰:“敬賢士,先王之道也。”夫吏之所稅,耕者也;而上之所養,學士也。耕者則重稅,學士則多賞,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,不可得也。立節參明,執操不侵,怨言過于耳,必隨之以劍,世主必從而禮之,以為自好之士。夫斬首之勞不賞,而家斗之勇尊顯,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斗,不可得也。國平則養儒俠,難至則用介士。所養者非所用,所用者非所養,此所以亂也。且夫人主于聽學也,若是其言,宜布之官而用其身;若非其言,宜去其身而息其端。今以為是也,而弗布于官;以為非也,而不息其端。是而不用,非而不息,亂亡之道也。

  澹臺子羽,君子之容也,仲尼幾而取之,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。宰予之辭,雅而文也,仲尼幾而取之,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。故孔子曰:“以容取人乎,失之子羽;以言取人乎,失之宰予。”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。今之新辯濫乎宰予,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,為悅其言,因任其身,則焉得無失乎?是以魏任孟卯之辯,而有華下之患;趙任馬服之辯,而有長平之禍。此二者,任辯之失也。夫視鍛錫而察青黃,區冶不能以必劍;水擊鵠雁,陸斷駒馬,則臧獲不疑鈍利。發齒吻形容,伯樂不能以必馬;授車就駕,而觀其末涂,則臧獲不疑駑良。觀容服,聽辭言,仲尼不能以必士;試之官職,課其功伐,則庸人不疑于愚智。故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將必發于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賞,則爵祿厚而愈勸;遷官襲級,則官職大而愈治。夫爵祿大而官職治,王之道也。

  磐石千里,不可謂富;象人百萬,不可謂強。石非不大,數非不眾也,而不可謂富強者,磐不生粟,象人不可使距敵也。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,是地不墾,與磐石一貫也。儒俠毋軍勞,顯而榮者,則民不使,與象人同事也。夫禍知磐石象人,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、不使之民,不知事類者也。

 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,吾弗入貢而臣;關內之侯雖非吾行,吾必使執禽而朝。是故力多則人朝,力寡則朝于人,故明君務力。夫嚴家無悍虜,而慈母有敗子。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,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。

  夫圣人之治國,不恃人之為吾善也,而用其不得為非也。恃人之為吾善也,境內不什數;用人不得為非,一國可使齊。為治者用眾而舍寡,故不務德而務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,百世無矢;恃自圜之木,千世無輪矣。自直之箭,自圜之木,百世無有一,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?隱栝之道用也。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、自圜之術,良工弗貴也。何則?乘者非一人,射者非一發也。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,明主弗貴也。何則?國法不可失,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術之君,不隨適然之善,而行必然之道。

  今或謂人曰:“使子必智而壽”,則世必以為狂。夫智,性也;壽,命也。性命者,非所學于人也,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,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。謂之不能然,則是諭也,夫諭性也。以仁義教人,是以智與壽說也,有度之主弗受也。故善毛嗇、西施之美,無益吾面;用脂澤粉黛,則倍其初。言先王之仁義,無益于治;明吾法度,必吾賞罰者,亦國之脂澤粉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,故不道仁義。

  今巫祝之祝人曰:“使若千秋萬歲。”千秋萬歲之聲括耳,而一日之壽無征于人,此人所以簡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說人主,不善今之所以為治,而語已治之功;不審官法之事,不察奸邪之情,而皆道上古之傳譽、先王之成功。儒者飾辭曰:“聽吾言,則可以霸王。”此說者之巫祝,有度之主不受也。故明主舉實事,去無用,不道仁義者故,不聽學者之言。

  今不知治者必曰:“得民之心。”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,則是伊尹、管仲無所用也,將聽民而已矣。民智之不可用,猶嬰兒之心也。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,不  痤則寖益。剔首、  痤,必一人抱之,慈母治之,然猶啼呼不止,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。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,而以上為酷;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,而以上為嚴;征賦錢粟以實倉庫,且以救饑饉、備軍旅也,而以上為貪;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,并力疾斗,所以禽虜也,而以上為暴。此四者,所以治安也,而民不知悅也。夫求圣通之。 


譯文:
    世上最出名的學派是儒家和墨家。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,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。自從孔子死后,有子張儒學,有子思儒學,有顏氏儒學,有孟氏儒學,有漆雕氏儒學,有仲良氏儒學,有孫氏儒學,有樂正氏儒學。自從墨子死后,有相里氏墨學,有相夫氏墨學,有鄧陵氏墨學。所以孔子、墨子死后,儒家分為八派,墨家分為三派,他們對孔、墨學說的取舍相互矛盾,各有不同,卻都稱是得了孔、墨的真傳,孔、墨兩人不能復活,叫誰來判斷社會上這些學派的真假呢?孔子、墨子全都稱道堯、舜,但他們的取舍又大不相同,卻都自稱得到了真正的堯舜之道。堯和舜不能復活,該叫誰來判定儒、墨兩家的真假呢?自儒家所稱道的殷周之際到現在七百多年,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際到現在兩干多年,就已經不能判斷儒、墨所講的是否真實了;現在還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堯舜的思想,想來更是無法確定的吧!不用事實加以檢驗就對事物作出判斷,那就是愚蠢;不能正確判斷就引為根據,那就是欺騙。所以,公開宣稱依據先王之道,武斷地肯定堯舜的一切,不是愚蠢,就是欺騙。對于這種愚蠢欺騙的學說,雜亂矛盾的行為,明君是不能接受的。

    墨家的葬禮主張,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,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;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,守喪三個月就行了,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節儉,很尊崇他們。儒家主張傾家蕩產地大辦葬禮,守喪需經三年,要悲痛到身體受損傷、扶杖而行的程度,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盡孝,很尊崇他們。要是贊成墨子的節儉,那就應該反對孔子的奢侈;要是贊成孔子的盡孝,那就應該反對墨子的暴戾。現在是盡孝和暴戾、奢侈和節儉同時存在于儒、墨兩家的學說之中,而君主卻都要加以尊禮。漆雕氏的主張是臉上不露出屈服順從的表情,眼里不顯出怯懦逃避的神色;自己錯了,即使對奴仆也要避讓;自己做得對,即使對于諸侯也敢于抗爭。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為人耿直而加以尊禮。宋榮子的主張則是完全不要斗爭,絕對不要報仇,坐進監獄不感羞愧,被人欺侮不覺恥辱。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為人能寬恕而加以尊崇。要是贊成漆雕氏的為人耿直,那就應該反對宋榮子的為人隨和;要是贊成宋榮子的寬容,那就應該反對漆雕氏的兇暴。現在是寬容與耿直、隨和與兇暴同時存在于這兩個人的主張中,而君主對他們都要加以尊禮。顯然屬于愚蠢騙人的學說、雜亂相反的論爭,而君主卻都要聽信不疑;結果世上的人,說話沒有一定標準,辦事沒有固定主張。要知道,冰和炭是不能長久放在同一個器皿中,寒冷和暑熱不能同時到來,雜亂相反的學說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國家。現在君主對于那種雜亂、荒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聽信,怎么能不造成混亂呢?聽話、行事這個樣子,君主在治理民眾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。

    如今的學者一談起國家治理問題。總是說:“給貧窮的人一些土地,以充實他們匱乏的資財。”現在情況是,和別人的條件差不多,沒有碰上豐年,沒有額外收入的利益,但有的人獨能做到自給自足;這不是由于勤勞,就是由于節儉的緣故。和別人的條件差不多,不存在荒年、大病、橫禍、犯罪等問題,卻獨有他陷入貧窮;這不是由于奢侈,就是由于懶惰的緣故。奢侈和懶惰的人會貧窮,而勤勞和節儉的人能富足。現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財物去散給貧窮的人家,這是奪來勤儉節約者的財物而送給奢侈懶惰的人;這樣還想督促民眾努力耕作,省吃儉用,就根本辦不到了。

    假定這里有個人,堅決不進入危險地區,不參軍打仗,不愿拿天下的大利來換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;當代君主一定會進而優待他,看重他的見識,贊揚他的行為,認為是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。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寬大的住宅拿出來作為賞賜,設置官爵和俸祿,為的就是換取民眾去拼死效命;現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,再想要求民眾出生入死為國事作出犧牲,就根本不可能了。收藏書冊,講究辯說,聚徒講學,從事文章學術事業來高談闊論進行游說;對于這些人,當代君主一定會進而優待他。說什么“尊敬賢士是先王的制度”。官吏們征稅的對象是種田的人,而君主供養的卻是那些著書立說的學士。對于種田的人征收重稅,對于學士卻給予厚賞,這樣,再想督責民眾努力耕作而少說空話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講求氣節,標榜高明,堅持操守而不容侵犯,聽到怨恨自己的話,馬上拔劍而起;對于這樣的人。當代君主一定會禮遇他,以為這是愛惜自我的人。對戰場廣殺敵意功的人不予獎賞,對那些逞勇報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貴,這樣要想求得民眾奮勇殺敵而不去私斗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和俠客,危難到來時用戰士打仗。所供養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,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養的人,這就是發生禍亂的原因。再說,君主在聽取一種學說的時候,如果認為是對的,就應該正式向官府公布,并任用倡導的人。如果認為是錯誤的,就應該驅逐他們,并制止他們的言論。現在是。認為正確的,卻不在官府予以公布;認為錯誤的,又不從根本上加以禁止。對的不采納,錯的不禁止,這是導致國家混亂和滅亡的做法。

    澹臺子羽有著君子的儀表,孔子信以為真君子,就收他為徒;同他相處時間長了,卻發現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稱。宰予說起話來非常文雅,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。就收他為徒5同他相處時間一長,卻發現他的智力遠不及他的口才。因此孔子說:“按照容貌取人吧,在于羽身上行不通;按照言談取人吧,在宰予身上行不通。”看來,即使憑借孔子那樣的聰明,也還有看人失實的結論。現在流行起來的巧辯大大超過了宰予,而當代君主聽起話來又比孔子還要眩惑;因為喜歡他的言論,就去任用他這個人,這怎么能不出差錯呢?因此,魏國聽信孟卯的花言巧語,結果帶來了華陽之戰的慘敗;趙國聽信趙括的紙上談兵,結果造成了長平之戰的大禍。這兩件事,都是任用能說會道的人而鑄成了大錯。如果煉銅造劍時只看所摻的錫和火色,就是歐冶也不能斷定劍的好壞;可是用這把劍到水上砍死鴿雁,在陸上劈殺駒馬,那么,就是減獲也不會把劍的利鈍搞錯。如果只是打開馬口看牙齒,以及觀察外形,就是伯樂也不能判斷馬的好壞;可是讓馬套上車,看馬究竟能跑多遠。就是減獲也不會把馬的優劣搞錯。如果只看一個人的相貌、服飾。只聽他說話議論,就是孔子也不能斷定這個人能力怎樣;可是在官職上一試驗,用辦事成效一考察,就是庸人也不會懷疑他是愚蠢還是聰明了。所以,明著手下的官吏。宰相‘定是從地方官中選拔上來的,猛將一定是從士兵隊伍個挑選出來的。有功勞的人必定給予獎賞,那么俸祿越優厚他們就越受鼓勵;不斷地升官晉級,那么。官職越高他們就越能辦事。高官厚祿,公務大治,是稱王天下的正道。

    擁有巨石千里,不能算富有;擁有俑人百萬,不能算強大。石頭不是不大,俑人數目也不是不多,但不能說是富強的原兇:在丁巨石上不能生產糧食,而傭人不能用來抗擊敵人。現在經商謀官和憑技藝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種田吃飯的,這樣土地得不到耕種。和巨石毫無二致。儒生和游俠沒有軍功,卻得以顯貴和出名,那就是使不動的人,和俑人的作用一樣。現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禍害。卻不知道經商謀官和儒生游俠也是有地不墾、不能使用,同樣是個禍害,那就是不懂得據事類推的人了。

    因此,實力抗衡的別國君主盡管喜歡我們的仁義,我們卻并不能叫他進貢稱臣;關內侯雖然反對我們的行為,我們卻肯定能讓他拿著禮物來朝拜。可見力量大就有人來朝拜。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別人,所以明君務求發展實力。在嚴厲的家庭中不會有強悍不馴的奴仆。在慈母的嬌慣下卻會出敗家子。我由此得知威嚴和權勢能夠禁暴,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亂。

    圣人治理國家,不是依賴人們自覺為自己辦事的善行,要的是那種人們不敢做壞事的局面。要是靠人們自覺地為自己辦事的善行,國內找不出十幾、幾十個;要是形成人們不敢做壞事的局面,就可以使全國整齊一致。治理國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數人都得遵守的措施,不能用只有少數人才能做到的辦法,因此不應該推崇德治,而應該實行法治。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桿。幾千年也造不出箭來;定要依靠自然長成的圓木,幾萬年也造不成車輪。自然長成的直桿和圓木,既然千年萬載也沒有一個,那為什么大家還都能有車坐、還都能射箭打獵呢?因為應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。雖然也有不經過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桿和圓木,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。為什么呢?因為要坐車的不是一個人,射箭打獵也不是只發一箭。雖然也有不靠賞罰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,但明君是不看重的。為什么呢?因為國法不可喪失,而所要統治的也不是一個人。所以有辦法的君主,不隨和偶然的天生善行,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。

    如果對別人說:“我讓你一定又聰明又長壽。”那么。大家肯定會認為這是說謊騙人。因為一個人的智力,是先天造成的;一個人的壽限,是命里注定的。這種天性和命定的東西,不是能從別人那里學來的。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討好人家。所以大家才說他說謊騙人。向人家說那些無法做到的事,這便是奉承,而奉承是一種本性。用仁義教人,就跟用智力和壽命取悅別人一樣,實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。光是稱贊毛嗇、西施的美麗,并不能使自己變得好看;用脂澤粉黛化妝—番,就能比原來漂亮幾倍。空談先王的仁義,對于治理國家沒有什么好處;彰明自己國家的法度,在國內堅決實行賞罰,也就如同能使國家富強起來的脂澤粉黛。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,而不去理睬虛妄的頌揚,所以不講什么仁義道德。

    現在的巫祝為人祈禱時總是說:“愿你長生千秋,萬壽無疆!”這種千秋萬歲的聲音在耳邊喋喋不休,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應驗也沒有;這就是人們看不起巫視的原因。現在世上的儒家游說君主時,不談現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,反而說一些過去治理國家取得的功績;不去考察官府法令這樣的事務,不了解奸詐邪惡的實情,卻都去稱道上古流傳的美談和先王就的功業。儒家侈談什么:“要是聽從我的主張,就可以稱王稱霸。”這就是游說者中的巫視,實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,明君辦實事,去無用,不空談什么仁義道德,也不聽信學者的言論。

    現在,不懂得治理國家的人一定會說:“要得民心。”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國家,那么伊尹、管仲就沒有用處了,只要聽任民眾就一了百了了。民眾的認識就像嬰兒的心智一樣,是不能信從的。嬰兒不剃頭就會肚痛,不剖瘡就逐漸加重;而要給嬰兒剃頭和剖瘡,必須由一個人抱著,由慈母給他處理;即使這樣他還會哭喊不止,因為嬰兒并不知道給他吃點小苦會帶來大的好處。如今君主加緊督促開荒種田,為的是增加民眾的收入,卻被認為太殘酷;制定刑法,加重懲罰,為的是禁止奸邪,卻被認為太嚴厲;征收錢糧的賦稅,為的是把它們用于救濟災荒、供養軍隊,卻被認為太貪婪;使國內民眾必須知道披甲上陣,而不準私自免除兵役,為的是征服敵人,卻被認為太兇狠。上述四項措施,本是為了治國安民,可是民眾卻不歡迎。君主所以要尋求圣明通達的人,就是因為民眾的認識是不能信從和作為標準。當初大禹疏通江河。而民眾卻用瓦石去填塞;子產提倡開荒種桑,而鄭國民眾卻要責罵。大禹使天下人獲得利益,子產使鄭國得以保全,但都受到人們的誹謗,可見民眾的認識顯然是靠不住的。所以選拔人才時希圖得到賢人智士,治理國家時指望順應民眾心理,都是造成混亂的根源,是不可能用來治理好國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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