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反第四十六

  畏死遠難,降北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貴生之士”。學道立方,離法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文學之士”游居厚養,牟食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有能之士”。語曲牟知,偽詐之民也。而世尊之曰“辯智之士”。行劍攻殺,暴憿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磏勇之士”。活賊匿奸,當死之民也,而世尊之曰“任譽之士”。此六民者,世之所譽也。赴險殉誠,死節之民,而世少之曰“失計之民”也。寡聞從令,全法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樸陋之民”也。力作而食,生利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寡能之民”也,嘉厚純粹,整谷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愚戇之民”也。重命畏事,尊上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怯懾之民”也。挫賊遏奸,明上之民也,而世少之曰“謟讒之民”也。此六民者,世之所毀也。奸偽無益之民六,而世譽之如彼;耕戰有益之民六,而世毀之如此:此之謂“六反”。布衣循私利而譽之,世主聽虛聲而禮之,禮之所在,利必加焉。百姓循私害而訾之,世主壅于俗而賤之,賤之所在,害必加焉。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,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,索國之富強,不可得也。

  古者有諺曰:“為政猶沐也,雖有棄發,必為之。”愛棄發之費而忘長發之利,不知權者也。夫彈痤者痛,飲藥者苦,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,則身不活,病不已矣。今上下之接,無子父之澤,而欲以行義禁下,則交必有郄矣。且父母之于子也,產男則相賀,產女則殺之。此俱出父母之懷衽,然男子受賀,女子殺之者,慮其后便,計之長利也。故父母之于子也,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,而況無父子之澤乎?今學者之說人主也,皆去求利之心,出相愛之道,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,此不熟于論恩,詐而誣也,故明主不受也。圣人之治也,審于法禁,法禁明著,則官法;必于賞罰,賞罰不阿,則民用。官治則國富,國富則兵強,而霸王之業成矣。霸王者,人主之大利也。人主挾大利以聽治,故其任官者當能,其賞罰無私。使士民明焉,盡力致死,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,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。富貴者,人臣之大利也。人臣挾大利以從事,故其行危至死,其力盡而不望。此謂君不仁,臣不忠,則不可以霸王矣。

  夫奸必知則備,必誅則止;不知則肆,不誅則行。夫陳輕貨于幽隱,雖曾、史可疑也;懸百金于市,雖大盜不取也。不知,則曾、史可疑于幽隱;必知,則大盜不取懸金于市。故明主之治國也,眾其守而重其罪,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。母之愛子也倍父,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;吏之于民無愛,令之行于民也萬父。母積愛而令窮,吏威嚴而民聽從,嚴愛之策亦可決矣。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,動作則欲其安利也,行身則欲其遠罪也。君上之于民也,有難則用其死,安平則盡其力。親以厚愛關子于安利而不聽,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。明主知之,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。故母厚愛處,子多敗,推愛也;父薄愛教笞,子多善,用嚴也。

  今家人之治產也,相忍以饑寒,相強以勞苦,雖犯軍旅之難,饑饉之患,溫衣美食者,必是家也;相憐以衣食,相惠以佚樂,天饑歲荒,嫁妻賣子者,必是家也。故法之為道,前苦而長利;仁之為道,偷樂而后窮。圣人權其輕重,出其大利,故用法之相忍,而棄仁人之相憐也。學者之言皆曰“輕刑”,此亂亡之術也。凡賞罰之必者,勸禁也。賞厚,則所欲之得也疾;罰重,則所惡之禁也急。夫欲利者必惡害,害者,利之反也。反于所欲,焉得無惡?欲治者必惡亂,亂者,治之反也。是故欲治甚者,其賞必厚矣;其惡亂甚者,其罰必重矣。今取于輕刑者,其惡亂不甚也,其欲治又不甚也。此非特無術也,又乃無行。是故決賢、不肖、愚、知之美,在賞罰之輕重。且夫重刑者,非為罪人也。明主之法,揆也。治賊,非治所揆也;所揆也者,是治死人也。刑盜,非治所刑也;治所刑也者,是治胥靡也。故曰: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,此所以為治也。重罰者,盜賊也;而悼懼者,良民也。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!若夫厚賞者,非獨賞功也,又勸一國。受賞者甘利,未賞者慕業,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,欲治者何疑于厚賞!今不知治者皆曰:“重刑傷民,輕刑可以止奸,何必于重哉?”此不察于治者也。夫以重止者,未必以輕止也;以輕止者,必以重止矣。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盡止,奸盡止,則此奚傷于民也?所謂重刑者,奸之所利者細,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。民不以小利加大罪,故奸必止者也。所謂輕刑者,奸之所利者大,上之所加焉者小也。民慕其利而傲其罪,故奸不止也。故先圣有諺曰:“不躓于山,而躓于垤。”山者大,故人順之;垤微小,故人易之也。今輕刑罰,民必易之。犯而不誅,是驅國而棄之也;犯而誅之,是為民設陷也。是故輕罪者,民之垤也。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,非亂國也,則設民陷也,此則可謂傷民矣!

 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,不察當世之實事,曰:“上不愛民,賦斂常重,則用不足而下恐上,故天下大亂。”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,雖輕刑罰,可以治也。此言不然矣。凡人之取重賞罰,固已足之之后也;雖財用足而后厚愛之,然而輕刑,猶之亂也。夫當家之愛子,財貨足用,貨財足用則輕用,輕用則侈泰。親愛之則不忍,不忍則驕恣。侈泰則家貧,驕恣則行暴。此雖財用足而愛厚,輕利之患也。凡人之生也,財用足則隳于用力,上懦則肆于為非。財用足而力作者,神農也;上治懦而行修者,曾、史也,夫民之不及神農、曾、史亦明矣。老聃有言曰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。”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,老聃也。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,是以民為皆如老聃。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于尊,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于寶。君人者雖足民,不能足使為君天子,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,則雖足民,何可以為治也?故明主之治國也,適其時事以致財物,論其稅賦以均貧富,厚其爵祿以盡賢能,重其刑罰以禁奸邪,使民以力得富,以事致貴,以過受罪,以功致賞,而不念慈惠之賜,此帝王之政也。

  人皆寐,則盲者不知;皆嘿,則喑者不知。覺而使之視,問而使之對,則喑盲者窮矣。不聽其言也,則無術者不知;不任其身也,則不肖者不知。聽其言而求其當,任其身而責其功,則無術不肖者窮矣。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,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;授之以鼎俎,則罷健效矣。故官職者,能士之鼎俎也,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。故無術者得于不用,不肖者得于不任。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,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。世主眩其辯、濫其高而尊貴之,是不須視而定明也,不待對而定辯也,喑盲者不得矣。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,觀其行必求其功,然則虛舊之學不談,矜誣之行不飾矣。


譯文:
    害怕死亡,逃避危難,本是投降敗逃的人,世俗卻稱譽他們是珍惜生命的雅士。學做神仙,設立方術,本是違反法治的人,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大有學問的文士。游手好閑,給養豐厚,本是社會的寄生蟲;世俗卻稱譽他們是有能耐的人。歪理詭辯,玩弄智巧,本是虛偽巧詐的人,世俗卻稱譽他們是辯士智士。行俠舞劍,喜斗好殺,本是兇暴而冒險的人,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剛強威武的勇士。包庇大盜,隱藏壞人,本是該判死刑的人,世俗卻稱譽他們是仗義舍身的名士。這六種人,是社會輿論所贊美的。奔赴國難,獻身君主,本是舍生取義的人,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失多得少的人。見聞很少,服從命令,本是保全法令的人,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淺薄愚昧的人。盡心耕作,自食其力,本是創造財富的人,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沒有才能的人。品德優異,單純樸實,本是正派善良的人,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蠢笨呆板的人。重視命令,謹慎辦事,本是尊重君主的人,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膽小伯事的人。打擊賊人,止住奸人,本是提醒君主的人,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奉承討好的人。這六種人,是社會輿論所詆毀的。奸詐虛偽而無益于國家的六種人,社會上是那樣地贊美他們;努力耕戰而有益于國家的六種人,社會上卻這樣地詆毀他們:這就叫做六反。平民從私利出發稱贊前六種人,當代的君主聽到虛名而尊重這些人,而得到尊重的,一定會得到好處。百姓從私害出發話毀后六種人,當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視他們,而受到鄙視的,一定會受到迫害。結果聲譽和賞賜歸于私下干壞事、應當判罪的人,而詆毀和迫害卻給了為國家做好事、應當獎賞的人。這樣還想求得國家的富強,是不可能的事。

    古代有句諺語說:“執政好比洗頭一樣,即使會有一些頭發掉落,仍是必須洗頭的。”看重掉頭發的損耗而忘記促使頭發生長的好處,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。針刺癰瘡是痛的,吃藥是苦的;因為苦痛的緣故就不刺癰和吃藥,就救不了命,治不了病。現在君臣相交,沒有父子間的恩澤,卻想用施行仁義去控制臣下,那么君臣之間的交往必定會出現裂痕。況且父母對于子女,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賀,生了女孩就把她殺了。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懷抱,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賀,是女孩就殺了的原因,是考慮到今后的利益,從長遠利益打算的。所以父母對于子女,尚且用計算利弊相對待,何況是對于沒有父子間恩澤的人呢?現在學者游說君主,都要君主拋棄求利的打算,而采用相愛的原則,這是要求君主有超過父母對于子女的親情,也就屬于不善于談論恩澤問題的謊言和欺詐了,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。圣人治理國家,一是能詳細地考察法律禁令,法律禁令彰明了,官府事務就會得到妥善治理;二是能堅決地實行賞罰,賞罰不出偏差,民眾就會聽從使喚。民眾聽從使喚,官府事務得到妥善處理,國家就富強;國家富強,兵力就強盛。結果,統一天下的大業也就隨之完成了。統一天下,是君主最大的利益。君主懷著統一天下的目的來治理國家,所以他根據能力任用官員,實行賞罰沒有私心。要讓士人民眾明白,為國家盡力拼死,功勞就可建立,爵祿就可獲得;獲得爵祿,富貴的事業就完成了。富貴是臣子最大的利益。臣子懷著取得富貴的目的來辦事,所以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力、事,竭盡全力。死而無怨。這叫做君主不講仁愛,臣下不講忠心,就可以因此統一天下了。

   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覺的情況下,才會戒懼;在一定要受懲罰的情況下,才不敢再犯。在不能被察覺的情況下,他就會放肆;在不會受懲罰的情況下,他就要橫行。把廉價的東西放在冷僻之處,即使是曾參、史{魚酋}這樣有修養的人也有偷竊的嫌疑;把百金放置在鬧市中,即使出名的盜賊也不敢取走。不被察覺,曾參、史紹就可能在暗處于壞事;一定察覺;大盜就不敢在鬧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。所以明君治理國家,多設耳目,重罰罪犯,使民眾由于法令而受到約束,不靠廉潔的品德而停止作惡。母親愛護子女要倍于父親,然而父親嚴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親;官吏對于民眾沒有愛心,然而對于民眾發號施令,其效果更要萬倍于父親。母親過分寵愛子女,命令就行不通;官吏運用刑罰的威嚴,命令就能讓人服從。采用威嚴的略好,還是仁愛的策略好,由此也就可以決斷了。況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,行動上是想讓他們安全有利,做人上是想他們不去犯罪。君主對于民眾,危難時就要他們拼死作戰,安定時就要他們盡力耕作。父母懷著深厚的愛,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環境中,但子女卻不聽父母的話;君主在不用愛與利的條件下要求民眾為自己出死力,命令卻能行得通。明君懂得這些,所以不培養仁愛之心而加強威嚴之勢。所以母親對子女厚愛,子女多數不好,是因為寵愛的結果;父親不偏愛,常用體罰,子女多數,很好,是因為嚴厲的結果。

    現在普通人家治理產業,用忍受饑寒來相互勉勵,用吃苦耐勞來相互督促,即使遭到戰爭的災難,荒年的禍患,仍然能吃飽穿暖的,一定是這種人家;用吃好穿好來相互愛憐,用安逸享樂來相互照顧,遇到災荒年月,賣妻賣兒的,一定是這種人家。所以把法作為治國原則,雖在開始時艱苦,日后定得長遠益處;把仁作為治國原則,雖有一時的快樂,日后必定困苦交迫。圣人權衡法和仁的輕重,選擇利益最大的一方,所以用法來相互強制,而拋棄仁人的相互憐愛。學者的話都說要減輕刑罰,這是亂國亡身的方法。大凡賞罰堅決,是為了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。賞賜優厚,想要的東西就會迅速得到;刑罰重,厭惡的東西就能很快禁止。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厭惡禍害,禍害是和利益相反的東西。違反自己的欲望,怎能不厭惡呢?要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必然厭惡動亂,動亂是安定的反面。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國家的人,賞賜一定優厚;非常厭惡動亂的人,刑罰一定很重。現在主張輕刑的人,不太厭惡動亂,也不太想治理好國家。這種人不但不懂策略,也不懂道理。因此判斷一個人賢與不賢、笨與智的方法,在于他對賞罰輕重的看法。況且重刑,不單是為的懲罰人。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為的準則。懲治大盜,不只是懲治大盜本身;如果只是懲治大盜本身,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死囚。對小偷用刑,不只是懲治小偷本身;如果只是懲治小偷本身,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苦役犯。所以說:嚴懲一個壞人的罪行來禁止境內的奸邪,這才是懲治的目的。受到重罰的是盜賊,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。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重刑還有什么可顧忌的呢!至于優厚的賞賜,不只是獎賞功勞,還可以勉勵全國民眾。受到賞賜的樂于得利,未得賞賜的羨慕受賞者的功業。這是酬勞一個人的功業而勉勵了國內民眾。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厚賞還有什么可顧忌的呢!現在不懂治國的人都說:“重刑會傷害民眾,如果輕刑已能制止奸邪了,何苦定要實行重刑呢?”這是不懂得治理國家的言論。用重刑能制止的,用輕刑未必能制止;用輕刑能制止的,用重刑一定能制止。因此君主設置重刑的條件下,奸邪全能得到制止;奸邪全能得到制止,這怎么會傷害民眾呢?所謂重刑,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,而君主給予的懲罰重。人們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,所以奸邪必被制止。所謂輕刑,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,而君主給予的懲罰輕。人們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,所以奸邪制止不了。所以先圣有句諺語說:“人不會被高山絆倒,卻會被小土堆絆倒。”山大,所以人們會小心遵循;土堆小,所以人們粗心大意。要是實行輕刑,民眾一定忽視它。民眾犯了罪而不處罰,等于驅使國人犯罪而拋棄他們;讓人犯了罪再加以懲罰,等于給民眾設置了陷阱。因此,輕刑正如會使民眾不經意而摔跤的小土堆。因而把輕刑作為治理民眾的原則,不是導致國家混亂,就是為民眾設置陷阱,這才叫傷害民眾啊!

    現在的學者都稱引典籍中歌功頌德的話,而不考察當代的實際情況,說什么:“君主不愛民眾,賦稅總是很重,于是民眾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,所以導致天下大亂。”這是認為使百姓財用富足并施加仁受,即使減輕刑罰,國家也可以治理好。這話就不對了。大凡受到嚴懲的人,本來就是在財用富足后才犯罪的;即使 財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愛,并進而使用輕刑,還 是會走向混亂的。母親溺愛子女,提供的財貨 足夠他們花用了;財貨足夠花用,他們就會濫 用;一旦濫用,就會揮霍無度,溺愛子女,就 不能堅決加以約束;不能堅決加以約束,就會 使他們驕橫放縱。揮霍無度,家境就會貧困;驕 橫放縱,行為就會暴虐。這就是財用富足并加 以厚愛、使用輕刑造成的禍患。大凡人的本性, 財用富足了,就會懶于勞作;君主軟弱了,就 會放肆地干壞事。財用富足還努力勞作的,只 有古代的神農;君主治國手段軟弱而自己行為保持美好的,只有曾參、史{魚酋}。民眾比不上神農、曾參、史紹是很清楚的。老子有話說:“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恥辱,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有危險。”因為危險和恥辱的緣故,在滿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,只有老子。現在認為使民眾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國家,這是把民眾都看作老子了。所以夏桀貴為天子而不滿足于自己的尊貴,富有四海而不滿足于自己的財寶。做君主的縱然使民眾富足,但不能使他們富足得像天子一樣,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為滿足;那么縱然使民眾富足,又怎么能用來作為治國的原則呢?所以,明君治理國家,順應時務來獲得財物,確定賦稅來調節貧富;厚賞爵祿使人們竭盡才能,加重刑罰來禁止奸邪;使民眾依靠出力得到富裕,依靠功業獲得尊貴。因犯罪受到懲罰,因立功獲得獎賞,而不考慮仁慈恩惠的賞賜,這是通往帝王大業的政治措施。

    人都睡著了,就不知道誰是瞎子;都不說話,就不知道誰是啞巴。睡醒后讓他們看東西,提問題讓他們來回答,那么啞巴、瞎子就原形畢露了。不聽他言語,沒有本領的人就不能發現;不讓他任職,沒有德才的人就不能發現。聽他說話而責求他有相應行動,讓他任職而責求他能把事辦成,那么沒有本領、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畢露了。要想得到大力士,卻光憑自己介紹,普通人和烏獲就無法加以區別。把巨鼎大案交給他們舉,是疲弱還是勇健就表現出來了。所以官職是試驗人們才能的巨鼎大案,讓他們辦事,是愚蠢還是聰明就區別出來了。所以沒有本領的人從君主不檢查自己言論中取利,德才不好的人從君主不任用自己辦事中取利。君主不檢查他的言論,他就自吹善辯;君主不任用他辦事,他就自命高明。當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辯,輕易相信他的高明,從而尊重他們;這是不等看東西就斷定他眼明,不等說話就判定他口才好,這樣,啞巴和瞎子就無從得知了。明君聽取言論一定要責求實用,觀察行為一定要責求功效,這樣,虛偽陳腐的學說就沒有人再談了,虛妄自大的行為就掩飾不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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